最后，社会规范的目标也是具有一般性的：群体的反对，原则上是以一种中立于人的方式，针对任何人，也就是说，任何认同我们群体生活方式的个体，都相互知道和接受其文化共同基础中的社会规范［其他群体中的个体、年幼儿童和心理不健全的个体并不受共同基础中的社会规范所约束（Schmidt et al.，2012）］。这种应用上的中立性最好的例证是，个体会把这种社会规范应用到自己身上，即表现出内疚和羞愧。因此，如果我拿了别人需要的蜂蜜，我会因为关于反对偷窃的规范而感到内疚，或许还会因为对受害者的移情而加深这种内疚。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如果我们的一些非法爱好公之于众，我会因为社会规范而感到羞愧，即使我们可能完全不觉得这是错的。因此，内疚和羞愧就特别清晰地表明，所做出的评判并不是基于我个人对事物的感受（我想要蜂蜜和那个爱好），而是基于群体的，这在羞愧的情况下尤为明显。作为群体的使者，我是会制裁自己的。内疚和羞愧是有一些第二人基础的，我会因为我伤害了另一个个体或者没有符合某些重要他人的预期而感到难受，但是完整的内疚和羞愧还需要我知道我违背了集体规范。也就是说，这并不仅仅是受害者感到难受，或者我冒犯了其他人的权威，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包括我在内的群体所不赞成的。